东西问·北京文化论坛丨索罗宁：人类何以从文明起源的“共性”，走向前途命运的“共建”？

　　中新社北京9月11日电 题：人类何以从文明起源的“共性”，走向前途命运的“共建”？

　　作者 索罗宁 俄罗斯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

　　文明多元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两个抽象的概念，但二者所蕴含的实质内容，均有着相对应客观存在的现象作为支撑。

　　所谓“多元性”是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语言之不同而形成的。所谓“共同体”乃是基于人类统一起源，代表人类共同追求和期望等。文明多元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虽是现代的说法，但人类思想自古以来都存在着类似的想法。哲学、宗教、文学等领域承认人类内部差异的同时，同样强调人类命运的共同性，也强调人类的共同命运。

　　文明不可独立盛兴

　　作为研究中古史和中亚的学者，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普遍性。这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文明是完全独立盛兴起来的，甚至最“隔离”的古代文明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以及“隔离”的语言如古西伯利亚羯语中，都可以发现与其他文明互动交接痕迹。甚至在基本没有借词的梵文词汇中也有小部分的外来词。有时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仍无法从科学角度正确处理这些痕迹，但其客观存在是无疑问的。

　　应该提出的是，文化交流的范围包含人类生活各种不同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吐火罗语中与“建筑”有关的词汇均来自古汉语，同时古汉语中与“马”相关的说法可能来自某种印欧语。所以无论从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来看，都可以发现丰富的文化交流痕迹。文化、语言等交流引起文明之间的交融，甚至导致了圆融文化的形成。圆融文化可见于东方和西方文明历史上，其中公元前地中海地区希腊风格(Hellenistic)文化就包含了希腊、埃及、叙利亚等的融合。中华文化在境外的传播，使得周边不同民族大量吸收了中华文明的内容，也就是引起圆融文化的盛兴。

　　圆融文化盛兴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共同体。不同民族虽然有其特色和差异，但基本来源是一致的，也是共同的。人类的祖先是共同的，并且部分学者认为世界所有语言均是从某种“世界语”产生出来的。“世界语”并不是某种最早的或唯一的语言，是所有存在语言的祖先语言而已，其他上古语言则消失无踪。就因为存在如此共同的基础，人类不同成分才能够相互理解，发展共同的语言，人类之间的交流是无障碍的。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的不同语言基于共同原则，我们才可以学外语，可以旅游，看懂国外电影、欣赏表演和听音乐。

殷墟甲骨文。图/视觉中国

　　“多”与“一”

　　从以上内容可见人类的共同性。传统中国哲学早已体会此道理。可见儒家“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就是代表这个道理。“人之初”的说法不限于个别民族，具有普遍性含义。“性相近”代表共同体，“习相远”代表文化的多元性。“性”是先天的，“习”代表文化，是属于“后天”的范围。这样可见，“共同性”导致人类的“共同命运”，而人们所学的不同内容界定人类文化的“多元性”。

　　可见，就是因为有共同体才能有多样性。同样，汉传佛教比较早就有“非一非异”的说法，其实也代表类似概念。其内容与“多元”和“共同”颇为接近：各种不同现象虽然有其独特价值，值得我们尊重、学习和研究(即是“非一”)，我们也得承认其核心内涵不互相否定(即是“非异”)。也可以说，表面上森罗万象，一个毛孔里也能包容琳琅满目的实物。汉传佛教所谓“开种种之门，方便虽陈于万法。入圆圆之海，旨趣皆归于一乘”的说法属于宗教意义，实际上代表人类的共同期望和追求，其实现途径可以是不同的。这些不同途径的会合才是“圆融”的意思，即“多元性”文明之间的交融才是人类共同愿望的实现。

(合成图片)图/视觉中国

　　“多元性”以“多”字为主，“共同命运”可以总结为“一”字。我们从传统中国思想可以知道，无论是“多”、还是“一”并非是绝对意义的范畴。相反，只有“多”才能有“一”，“多”也是由许多“一”组成的。如此，中国传统思想中“一即多，多即一”的理论，早已反映于“多元性”和“共同命运”的内容之中了。“一”有其具体价值和意义，但不否定许多“一”的共同“理”；共同“理”也支持个别“一”的独特价值，即是所谓“事事无碍”。

　　我们需要尽早体会这些思想，并以之为人类互动交流的指南和基础。古人早已了解这些道理，我们也得学其之道。

　　在人类文化中，自古以来都有共建命运的前提。文化传统一贯古今，即是古代的内容值得我们现在了解和学习。人类的共同起源即是“共性”，代表了我们“共建”的前途。“尊重”即代表我们“共建”的过程、和谐圆融的形态。古人能为之，我们基于文化传承之不断性，也能为之。(完)

　　作者简介：

　　索罗宁，1969年生人，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博士毕业，曾任圣彼得堡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台湾佛光大学等学校教职员。2010年任美国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13年迄今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西夏研究，宗教历史研究，语言学，文献学等。共在国内外不同顶级期刊发表数篇文章。专著有《西夏汉传佛教文献研究》，《大鹏展翅：藏传新旧密咒在西夏传播》，Santideva's Bodhicarayavatara in Tangut Translatio (与荒川慎太郎共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