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古中国，古欧洲为何没有成为大一统国家？

　　作者 胡远航

　　区域面积相当的古代欧洲大陆和中华大地，一个发展为多个小国而治的格局，一个却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差异背后，有着怎样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大一统”国家观和独特的“天下观”，能给未来世界带来怎样的想象？中新社“东西问”就此独家专访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林超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形成“大一统”格局的并不多，中国就是其中一个。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国这一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林超民：在远古的中华大地上，除华夏外还生活着许多族类，先秦典籍将其统称为戎、狄、夷、蛮，即“四夷”。“华夏”和“四夷”，形成“五方共和”的格局，“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祖先。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这一系列政策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助推全国经济一体化及共同的文化、伦理、精神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至两汉时期，中国初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族大融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隋唐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新阶段；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封建生产方式进一步向边疆地区扩展，形成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明清时期，在统一政权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局面进一步巩固。

　　从时间上来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政权分离是暂时的，政治统一是长久的。所谓“分裂”只是政权的对立，而中华的经济结构、社会体制、文化传承依旧是一个整体；中原和边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实仍是共同体。从发展趋势来看，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小；而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巩固。可以说，每次分裂都是走向更高层次统一的过渡。

　　中新社记者：对比古中国，古欧洲为何没有成为大一统国家？

　　林超民：中国上古时代也曾经有过万邦林立、一城一国的局面，类似于希腊城邦世界。但慢慢地，这些城邦在交融中逐渐形成地区性王国，后来又在秦朝发展成统一王朝。古代欧洲其实一直处于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状态。两个地方之所以呈现出统与分的不同，与各自的地理条件、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传承有关。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端，东面是烟波浩渺的太平洋，西面有高耸云端的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等高原屏障，西南方则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北面是蒙古高原，再北就是冻土地带，形成一个半封闭地理单元，使得中华民族的先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但同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内部自然环境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形成农耕、游牧等不同的经济类型，使得数千年来大家必须相互依存、互相补充。长江、黄河、珠江、澜沧江等大河巨川，又把东南西北的族类连在一起。

　　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生活于斯的人们对“合”有着高度的认可和诉求。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数百年的混战后，秦统一了六国，并废除殷商以来的诸侯分封制，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实现大一统。此后，秦汉时期，中国又形成统一的汉民族，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了统一的思想和伦理共识。这种地域上、民族上、文化上不断走向“合”的趋势，造就超级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以及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

　　欧洲位于亚欧大陆西部，东部以乌拉尔山脉为界与亚洲相邻，北临北冰洋，西临大西洋，南部隔地中海与非洲相望，宛如亚欧大陆向西突出的一个大半岛。水平轮廓破碎，是欧洲自然地理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总面积的1/3以上属于半岛和岛屿，陆地与海犬牙交错，加之山脉、河流切割，导致整个欧洲大陆被分割成众多的地理单元。每个地理单元相对独立，缺乏联合统一的内在需求和实际行为，又都对其它单元没有压倒性优势，从而形成相对分散的经济结构和多国林立、互不相属的政治格局。

　　罗马帝国时期，是古代欧洲历史上最为接近统一的时期。通过战争扩张，罗马帝国突破了城邦制狭隘的政治框架，将众多城邦连结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初步奠定了欧洲区域的雏形。但遗憾的是，罗马帝国未能实现货币的统一、语言文字的统一和民族的交融，也未能构建统一的文化思想，最终还是走向分裂。这种“分”的状态长期延续，也使得人们难以形成统一共识，难以“聚合”，更没有“中和”。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相对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合”的意识这么强？

　　林超民：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古代中国，即便是分裂期，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追求“天下统一”，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其所建立的王朝制度，也均以继承秦汉制度为基础，并未改变整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互补又合一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孕育极具包容性和吸纳性的中华文明，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以“共同性”为基础的强大内聚力。即便是在分裂时期，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变，政治制度没有变，整体意识也没有变，文化一直在延续。这在国家观和民族观上就表现为“大一统”的国家观和中华民族整体意识。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古代中国将皇帝称呼为“天子”，将统一视为“天命”。相比“国”的概念，还有个更大的政治概念——“天下”。这个所谓的“天”，就是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神圣化表达。实际上，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同“天下一体”的世界观、价值观紧密相连。

　　中新社记者：中国人向“以四海为天下”，在全球化的当下，这种以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呼唤共在秩序的想象能给世界秩序带来新可能吗？

　　林超民：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致中和”的社会观。这种文化，引导个人处理好内在与外在的和谐、自我与他人的和谐、个人与群体的和谐；引导天下族类之间的和谐，做到“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四海之内，若一家”；引导人类处理好与自然的和谐，做到天人合一；具有普遍的善意。

　　正是中华文化视个人与社会、天下、宇宙为一个时空上和谐共振连续不断的整体，在整体之中又做到“和而不同”以及更大的包容、欣赏、借鉴、吸纳，所以中华文明才能连绵不绝。

　　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看起来危机四伏、冲突四起。但我认为，尽管世界上文化多元、政治多体，实际上相互间的联系和交融却正在加强，文明正在趋同。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包容正在取代相互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无疑，以“天下”理念为代表的更具共同体意识和包容性的中华文明，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提供新的思路或可践行的途径。

　　受访者简介：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云南历史学会名誉会长、云南国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曾任云南大学副校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氏族子云副会长、云南历史学会会长。研究领域：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著作有：《林超民文集》(四卷)《中国民族史》《唐宋民族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云南卷》《云南通史》第三卷等；译著有《南诏国与唐代西南边疆》等；主编《方国瑜文集》《云南大学史学丛书》《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丛书》等；主编《民族学评论》《西南古籍研究》等研究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