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外对话｜管仲和诸葛亮，对理解中美关系有何启示？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如今不断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尽管中国一再强调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不扩张，却仍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强敌，并被多种方式围堵。
从中美关系现状来看，双方发展关系的症结在哪？双方应做出什么改变，才能在解决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以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对解决地区冲突有哪些启示？
对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和美国汉学家、美国瓦萨学院哲学教授万百安(Bryan Van Norden)，就上述问题展开对话。
吴根友表示，中美双方首先应该在政治上做到相互尊重，努力开展真诚对话，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安全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安全之上，而是在已形成共识的领域当中展开合作。
万百安表示，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必须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而不是将中国视为敌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以和为贵”的中华传统文化，对解决地区冲突有哪些启示？
吴根友：“以和为贵”这一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之一。在当前的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对地区和全球事务的处理，都具有极强的启迪意义。
长期以来，整个中国农业文明基于农业生产、收获，由经验而提升出“和实生物”，即和平才能让万物得以生长。这种积极的哲学观念将和平看作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为当今社会解决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和冲突，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人类社会需要自由、民主、平等，但如果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即使是现代工业的竞争也无法展开，因为战争会破坏我们的生活秩序。
另外，根据社会学一般研究和调研来看，一个民族在战争之后，至少需要两代人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化解这种怨恨。所以，只有和平才能够为人类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基本前提和保证。
因此，中华文化从自己的优秀传统出发，在国际事务和地区冲突中强调和谐、和平，对于当今国际事务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
万百安：中国有着悠久、成熟的外交传统，可以追溯到管仲和诸葛亮(时期)。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大国地位，因此它将越来越多地发挥中立方的主导作用，帮助解决国际危机，国际社会应该欢迎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中新社记者：如何才能真正缓和中美双方的关系？
万百安：如果每个大国都认识到，自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与其他大国共存，那么大国之间的竞争就会谨慎而克制。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必须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而不是将中国视为敌人。正如孔子所说，“君子无所争”。
吴根友：中美双方首先应该在政治上做到相互尊重，恪守《联合国宪章》，努力开展真诚对话，而且要言而有信、言行一致。其次，双方要正常开展人文学术交流、科学和技术的交流等。同时，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安全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安全之上。最后，中美两国要在具有共识的领域里展开合作，避免零和博弈，学会共赢。
中新社记者：汉学家在美国的地位如何？美国政策圈在制定政策时，能否听得进汉学家的声音？
万百安：在中国，知识分子广受尊重，但是在美国，人们更尊重运动员和艺人，而不是受过良好教育、治学严谨的学者。美国人不太关心别人的资历，托克维尔那个时代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
我认为美国人应该多向知识分子学习，我希望美国政府更多地关注知识分子，尤其是汉学家。
中新社记者：有分析认为，中国在全球事务当中不谋求领导权，但是美国更倾向于获得全球事务的领导权。相较于美国，中国所奉行的政策似乎更有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您认同这种看法吗？中美双方应该做出什么改变，以便在解决全球问题中发挥更多作用？
万百安：中国必将在大国中占据一席之地，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地缘政治形势。面对全球事务，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仍然奉行这样的思维模式，即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我认为，美国民众应该与中国民众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展开建设性对话。因为在我看来，美国人通常不理解真正激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价值观。但在一个多强并存的世界里，我们无法承受互不理解的代价。
我希望在未来，美国会进一步认识到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进一步了解激励中国民众的价值观。
中新社记者：在西方推崇“个人至上”价值观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有可能真正理解并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吗？
万百安：我认为中美关系紧张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相互理解。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许多美国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但美国并不总是理解中国这么做的原因。因此，在我看来，中美两国必须本着平等及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对话，相互学习，对话的最终目标将是让中美双方成为朋友，而非敌人。
吴根友：第一，这与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有关，他们只相信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第二，西方通过启蒙运动确立了世俗社会的自由主义、个人至上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价值观，他们在文化上有某种傲慢的倾向。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文明对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方要改变自己文化上的傲慢，思考用恰当的方式寻求与中国对话，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我想这是非常必要的。我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观念在西方文化内部可以找到理解的途径，也会被他们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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