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中国与南亚国家是数千年文明之“根”的交融

　　中新社上海2月22日电 题：中国与南亚国家是数千年文明之“根”的交融

　　——专访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

　　中新社记者 樊中华 李鹏 文龙杰

　　作为“近邻”，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国与南亚多国就开启了文化与贸易往来，不同文明因此得以交汇、流动、融合。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互鉴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当前中国与南亚各国应如何不断增强文化交流、增进互信合作，以加快实现经济发展与地区繁荣的共同目标？

　　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了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张家栋，对此进行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南亚各国在历史上的沟通往来和文明交往会否赋予当下文化交流和互信合作独特优势？

　　张家栋：回望历史，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几千年来都在进行直接的文明互鉴。如始于西汉时期的古丝绸之路，除了促成丝绸、瓷器、香料等物品的流通外，也更多承担着文化传播的功能；而始于唐代的茶马古道则作为区域性贸易路线，将中国与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紧密联系起来。

　　以印度为例，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中印两国文化的交融根源深广。例如原产自印度的红糖，有专门的印地语名称，但白糖的印地语名却为“cīnī”，意为“中国的”。这表明红糖制作技术在从印度传进中国后得到“升级”，又传回印度。印地语中“茶”的发音就是“Chai”，与汉语中的发音几乎相同。这些都可证明曾经中印之间交往之密切。

　　如此源远流长的文明相通，使中印文化在很多基本概念上产生互鉴，例如中国“远交近攻”的概念，与印度的“曼陀罗主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印度文化中的“五大元素”地、风、空、水、火，也与中国的“五行”相类似。可以说，中印两国文化在“根”上就进行了互鉴与融合，让两棵“大树”长出的“枝叶”更容易相互理解。

　　中新社记者：南亚地区多种文明聚集，中国与南亚各国进行交流合作，应如何在不同文明及多样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张家栋：中国与南亚国家在不同层面进行合作时，主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其多宗教文化间的差异或冲突，而是应如何去适应“南亚文化”。所谓“南亚文化”，是南亚国家在生活习惯、行事风格、精神理念等方面普遍呈现出的一种非常清晰的文化特征，即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南亚人会更加注重“后世”的幸福而非“现世”的机会或财富，这与东亚群体强调“现世”努力与个人成就的理念截然不同。这就导致在合作中会存在较大的观念差异。

　　当今世界，应有这样一种共识，即不同的文化间是平等的，跨文化交流是一个彼此理解和相互适应的过程。

　　其次，必须拥有跨文化交往的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在英语之外，如果想与南亚当地不同群体进行真正的交流，印地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等语言能力的培养都应在考虑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不同交往群体的心理特征、生活习惯等。如果不能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对方的行为，通常会造成彼此心理上的隔阂，甚至会影响到对一个群体的判断。

　　中新社记者：南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十余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对中国与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和理解互信产生了积极影响？

　　张家栋：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在无数个互动模式中逐渐融合的历史。“一带一路”倡议对增进中国与南亚国家交流互信十分重要。但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成果需要长时间积淀才能逐渐显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目前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要从经济现象转变为文化现象，例如实现文化认同等，还需要更长时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一带一路”倡议无疑使这一进程更加顺畅、迅速。

　　综观十余年来，中国与南亚各国关系更加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的发展实践与成果带来了新的希望。

　　二战后，南亚国家纷纷走向独立，尝试以美、苏等模式发展社会经济，但都没有成功。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让南亚各国看到新出路，有了可效仿的先例和发展信心。“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诸多切实合作，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先进科技、管理理念等带入南亚国家。这种“榜样的力量”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交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因素。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当下中国与南亚各国加强文化互信与经贸合作对双方而言十分重要？

　　张家栋：近年来，很多南亚国家发展迅速，经济飞速增长，南亚地区本身的重要性和经济影响力在迅速上升。加之南亚地区目前有近19亿人口，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且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市场开发成本低，一个新兴的庞大市场正在形成，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意味着机遇。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南亚各国产业结构类似，经济水平相差不大，同时大都是外向型经济，使之区域内部的经贸往来需求不多。但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与南亚各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品在品类、质量、价格等方面更加符合当前南亚各国的消费水平与市场需求，经济的强互补性形成了自然的贸易联系。

　　也正因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有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及促进繁荣发展的共同目标，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积极性非常高，多项合作都取得了初步成功。

　　中新社记者：同为亚洲大国，中印两国通常被认为是竞争性关系，您认为两国应如何面向未来达成共识？

　　张家栋：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和20世纪时的前提与逻辑有着根本性不同。尤其在20世纪前半段，世界体系尚不完整，世界秩序尚不稳定，国家竞争带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特征。二战后，随着主权国家体系的巩固，国家竞争不再以摧毁和消灭对方为目标。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与印度这样经济规模大，同时拥有强大的国家认同和灿烂的历史文化的国家，理应形成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良性关系。

　　因此，中印两国不断加强人文交流与互信合作十分重要。长期以来，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程度远远不足。但当前，两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催生了文化及贸易交往的旺盛需求，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舆论层面，两国都应抱持友好交往的态度，看到对方发展变化的“正面”，平等以待，相互学习，逐步消除经年形成的刻板偏见。

　　中新社记者：在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过程中，您认为媒体应如何作为？

　　张家栋：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首先，媒体报道一定要坚持用欣赏的眼光和相对客观中立的视角看待对方，而不是以猎奇的心态去博流量。其次，媒体应尽量去捕捉对方的正面信息。只强调、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落后，对我们真正彼此了解是不利的，因为对方的优势及发展趋势，才是真正会对交流合作乃至国家关系产生影响的内容。南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面，对未来友好交往和跨国合作而言，是最具价值的信息，应受到媒体重点关注。

　　从另一个角度，就地理位置而言，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亲”则为友，“疏”亦是邻。中国文化讲求邻里和睦，认为“亲仁善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用客观而欣赏的态度对待邻邦、友邦是题中之义，无疑也更有利于彼此建立好感和信任。(完)

　　受访者简介：

　　张家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美印关系、南亚问题和反恐怖等问题的研究工作。2013年2月至2015年3月，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治调研处工作。2017年起，为外交部专家组成员。2019年7月起，为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副会长。2020年10月-2021年11月，任云南省德宏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挂职)。2021年起，当选为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