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治理为何需要东方“共赢”智慧？

　　中新社曼谷8月29日电 题：人工智能治理为何需要东方“共赢”智慧？

　　——专访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邱威功

　　作者 李映民 赵婧楠

　　2026年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泰国总理阿努廷出席大会。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制造业、能源、物流和城市治理等领域，与此同时，技术壁垒、治理分歧和数智鸿沟等问题也更加受到关注。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泰国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邱威功，探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的文化基础与现实路径，以及如何让更多国家和群体参与人工智能发展、分享技术进步成果。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理解本次大会传递的理念？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合作为何尤为重要？

　　邱威功：本次大会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人工智能不应成为少数国家的专属优势，它所创造的发展机会和成果，应该由更多国家和人民共同分享。

　　人工智能是一项跨越国界、影响全人类的技术。如果各国能保持开放，加强技术交流与能力建设，它所创造的价值就有机会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但如果人为筑起壁垒，把人工智能变成谋求技术垄断和竞争优势的工具，就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造成新的不平等。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也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国家之内。无论安全标准、数据治理，还是伦理规范和责任界定，都需要各国加强沟通、寻找共识。只有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合作机制，我们才能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共同挑战。

　　真正的全球合作，不只是让各国分享技术成果，也要让更多国家有机会参与技术发展和规则制定，贡献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只有这样，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推动人类共同进步的力量。

　　中新社记者：您长期倡导“共赢”理念。这一理念与本次大会倡导的开放共赢、以人为本、造福人类有哪些相通之处？

　　邱威功：“共赢”并不是我从书本中学到的概念，而是我在生活和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一种认识。

　　中国人讲“和为贵”。我理解的“和”，不是没有分歧，也不是要求一方不断退让，而是在不同利益之间找到能长久相处、共同发展的方式。一个人取得成功，离不开他人的支持；一家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客户、员工、合作伙伴和所在的社会。

　　经营企业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如果不能为客户创造价值，就不会得到长期信任；如果过度挤压供应商和员工的利益，合作就难以持续；如果只使用当地的土地和资源，却不能为社区创造机会、保护自然环境，也很难获得社会长久的支持。

　　在我所理解的东方文化中，人、社会与自然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因此，“共赢”不是企业成功以后，再拿出一部分成果分给别人，而是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相关者的利益和长远发展考虑进去。真正长久的成功，是自己能够向前走，也让同行的人有机会一起向前走。

　　这与本次大会倡导的开放共赢、以人为本、向上向善是相通的。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问题，也关系到不同国家和群体能否参与发展、分享机会。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如何以“共赢”理念引导技术创新，使人工智能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兼顾就业、社会公平、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可持续发展？

　　邱威功：把“共赢”理念放到人工智能发展中，我们不仅要看技术能够创造多少经济价值，也要考虑它会给员工、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什么影响。

　　就业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岗位的同时，也可能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推动一些原有岗位升级。在安美德园区，许多制造企业正是通过引进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数字化等新技术，改造生产流程、培训员工，逐步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社会公平、文化多样性和生态环境背后都涉及同一个问题：谁能够参与，谁能够受益，又由谁承担技术发展带来的代价。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应让更多国家和群体参与并分享成果。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应如何形成治理合力，在鼓励创新、保障安全与促进普惠之间实现平衡？

　　邱威功：人工智能看起来是一项数字技术，但它同样离不开现实世界的支撑。算力需要稳定的电力和网络，技术应用还需要资金、人才和完善的公共服务。

　　因此，数智鸿沟并不只是算法和先进技术的差距，也包括能源、基础设施、教育和应用能力的差距。一个国家即使能够使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如果缺少这些基本条件，也很难把技术真正转化为自身的发展动力。

　　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需要承担不同的责任。政府应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明确安全底线，同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教育投入；企业既要推动创新，也要保护数据安全、尊重个人权益，并提高技术应用和风险管理透明度；国际组织则应推动各国加强对话，形成基本的治理原则和相互兼容的技术标准，同时尊重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

　　在创新、安全与普惠之间寻找平衡，关键是根据风险程度实行分类、分级治理。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让监管程度与风险相匹配：既为创新留下空间，也把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让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机会参与人工智能发展并从中受益。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泰两国可以在哪些领域开展务实协作？中泰合作能为全球南方参与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提供哪些有益借鉴？

　　邱威功：中国近年来在科技和产业领域取得的进步令人瞩目。对泰国来说，重要的是通过务实合作，把这些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许多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不仅带来了资金和项目，也带来了技术、管理经验和产业链资源。这让我相信，两国人工智能合作应从各自的产业基础和实际需求出发。

　　制造业智能化是一个很现实的方向，双方可以在数据中心、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培养掌握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的专业人才。

　　在治理层面，两国可以加强人工智能标准、安全测试、数据治理和伦理规范等方面的交流，分享产业应用和治理实践中的经验，共同探索兼顾创新、安全与发展的治理方式。

　　中泰合作可为全球南方提供一个实际经验：发展中国家可以平等参与国际合作，在引进技术和投资的同时，结合自身需要发展产业、培养人才、完善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自己的发展能力。这也是“共赢”理念在国际合作中的体现——不是单方面给予或依附，而是相互尊重、彼此成就。(完)

　　受访者简介：

　　邱威功(Vikrom Kromadit)，1953年生于泰国北碧府，泰国华裔企业家、慈善家和畅销书作家，现任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1975年返泰创业，1988年创立安美德工业园，是安美德集团及安美德基金会创始人。2006年至2008年连续入选《福布斯》泰国富豪榜前40名，并曾获评“亚洲慈善英雄”；2008年获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外国直接投资》杂志评选的“亚洲年度人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