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五性 | 马戎：“统一性”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何启示？

　　中新社北京8月4日电 题：“统一性”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何启示？

　　作者 马戎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编者按：

　　今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8月2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别推出“五性”系列策划，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该系列共五篇，一天一篇。敬请垂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当前中国思想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即在中华文明优秀内涵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全体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脚踏实地开拓民族复兴之路。

　　我们对上述议题的思考，即是中国人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认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归纳了五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框架，其中之一为“统一性”。那么，统一性如何形成？为何能从根本上决定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以“统一性”的启示为例，应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统一性：一体容纳多元，多元互动演化成一体

　　中华传统的“天下观”“大同观”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天下”体系中，是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天下之人在本源上具有共性，而且在共同面对天地间的洪涝、干旱、地震、时疫等，人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是相同的，只是各自在血缘、语言、生计、习俗、观念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正如苏秉琦先生指出，在“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的‘天下’”。《汉书·王吉传》也记载，“《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种世界观完全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丛林法则”。

　　中华民族形成于东亚大陆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形成在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工艺水准、文化模式等方面的明显优势。形成的族群交往格局是：一方面中原群体对于那些存在差异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包容力；另一方面周边群体在与中原群体交往中也深受中原文化的吸引，显示出很强的向心力。

　　在彼此交流与竞争中，一些群体崛起并强盛起来，而另一些群体融进其他群体。正是在这个千年互动的基础上，一个彼此熟悉、血缘交混、知根知底，分享各自历史和许多价值伦理共性的族群联合体逐步浮现出来，这些群体最终在清代被纳入一个庞大的政治与文明共同体中。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承德避暑山庄、《五体清文鉴》等，都是这一政治与文明共同体的演进足迹。由汉朝至清朝的一套“二十五史”，使用的核心概念相同、体例相近，详细记述了中华政治与文明共同体内部两千多年的族群交汇融合历程。

　　中华传统观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社会认同的最基本层面淡化各族间的差异，强调不同人群在基本伦理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重要共性并完全能够和睦共处。“一体中容纳多元”，是中华民族内部几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在多群体互动过程中逐步演化形成的以“多元”为基础的“一体”。中国历史上，皇族和政治的主导群体可能来自中原汉人，也可能来自边缘“蛮夷”族群，但无论哪个群体主政，都毫无例外地延续中华文化体系和朝代传承。中华文明体系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以庞大中原人口为主要载体和凝聚核心，在几千年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不断吸收周边群体的人口成分与文化元素，在近代形成一个拥有几亿人口和繁荣经济的政治实体，这既是以多元一体为结构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过程和集中体现。

　　这样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何需要坚定文化自信？

　　回顾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史，由于深感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完全不足以应对西方科技发展，1905年清朝“废科举，兴学堂”，引进日本教材，聘请洋人教师，允许欧美各国在华建教堂、办学校，参照欧美学制建立各级学校培养年轻一代中华人才。从那时起，中国自西方国家引入了现代教育制度，并学习西方国家在大学里建立社会科学各基础性学科知识体系。

　　今天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知识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几无关系，完全是“嫁接式”引进。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社会科学教育从核心概念、经典著作、理论框架到研究范式都是照搬欧美学校的思想价值观和知识体系。

　　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再次启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对外学术交流，主要对象是美国、欧洲、日本等。今天，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各学科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知识话语体系。

　　软实力建设仍是中国今天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历史性任务。为了扭转目前社会科学界由美国和西方学者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必须从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通过大量实证性研究证明，西方概念和理论在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时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其可信度和有效性必须通过长期的实践来加以证实。

　　二是要系统深入地重新梳理和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延续几千年并养育了无数代中华儿女的文化土壤，是能够为21世纪的中国人提供社会科学研究思路和核心信息的重要资源。在新时代切实推动理论创新和实现文化自信，就必须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核心内容和发展历程进行“再认识”。

　　需要思考的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救亡图存、奋发自强的国际竞争过程中，有哪些因素曾影响中华文明的兴衰。在梳理和反思过程中，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和顽强生命力给予充分肯定，因为中国的发展已是举世瞩目的客观事实。对于当前思想界的“短板”，就要努力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特质及其在未来的发展潜力，将其补足。

　　以“统一性”的启示为例，怎样做新时代文化建设？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中原地区的“华夏”群体，还是周边地区的“蛮夷”群体，他们各自都是由来自这个东亚大陆生态区内不同地域和不同族源的群体所组成。以中原地区经济和人口为核心，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群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彼此频繁交流、经济互通有无的统一及多元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整体及内部各组成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文明和政治学说的影响，被强行纳入西式“民族国家”的紧身衣，而且帝国主义为了分化瓦解中华民族，制造了许多“民族”话语，甚至直接出兵强占中国领土，冲击了原有多元一体结构的完整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曾一度面临解体的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不仅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除出中华土地，更重新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

　　费孝通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实体，这与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特质和处理族际关系的传统智慧是分不开的。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可以为今天中国应如何处理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各民族的发展权益提供许多启示。中国近年的“扶贫攻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发展思路，都体现了中华文明传统对“大同世界”的追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中，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过程吸收了周边许多群体的人口及其创造的文化，在史书上曾留有记载的许多族群在这一漫长过程中都融合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而这些群体的传统文化也演化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营养和元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特色。

　　今天讨论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包含历史上融入中华民族的那些古代族群的传统文化元素，也融汇了今天生活在中国境内56个民族保存的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文化创新成果。通过系统和全面地梳理中华传统文化宝库，完全有可能使许多蕴育中华古典智慧的思想，在21世纪的现代场景中重新焕发出应有的光彩，造福于14亿中华民族全体成员。

　　作者简介：

　　马戎，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民族理论学者。1950年3月出生，回族，籍贯上海市，1968-1973年在内蒙古东乌旗插队。1987年获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同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曾任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民族与边疆发展、教育研究、人口迁移。出版有《民族与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民族社会学》《西藏的人口与社会》《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历史演进中的中国民族话语》，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