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晚清名臣”丁宝桢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晚清名臣”丁宝桢

　　丁宝桢（1820—1886），原名琼选，字稚璜，平远（今毕节市织金县）人，政治家、改革家、晚清名臣。因军功加太子少保，人称“丁宫保”

　　清咸丰三年（1853）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山东巡抚、四川总督，创办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是洋务运动重要人物；智杀太监安德海，曾国藩称其“豪杰士也”；推行盐政改革，打通川黔盐运通道，解决贵州百姓用盐困难；治理黄河、修缮都江堰，被誉为水利专家；逝世后赠为“太子太保”，谥“文诚”，入京师贤良祠，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纪念。有《丁文诚公奏稿》《十五弗斋诗存》《四川盐法志》等传于世。

　　丁宝桢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由于黄河在山东郓城侯家村决口，运河南北两岸的长堤被冲刷殆尽，负责河道的官员集体商议，打算在第二年再动工治理。

　　丁宝桢认为不及时治理黄水泛滥，再误了春耕，会加重灾情，所以极力主张在枯水时治理。

　　光绪元年（1875）三月，治理成功，清廷以宝桢力膺艰巨、督率有方，予以优叙。

　　太监安德海，慈禧太后宠溺之人，对慈禧太后言听计从，干预朝政，被授六品蓝翎，从此狐假虎威、肆无忌惮，朝廷官员均敢怒而不敢言。

　　同治八年（1869）七月初六，慈禧太后派心腹太监安德海南下采办龙袍，安德海一路耀武扬威、巨额索贿，地方官吏都很怕安德海，不敢有所怠慢，只有丁宝桢不畏权势，具事告发。

　　同治皇帝见到奏折，命丁宝桢“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

　　安德海得意忘形，楼船在山东临清南湾起岸后，改乘车舆，大摇大摆朝泰山奔去，于八月初二到达泰安。丁宝桢当即命令总兵将安德海擒拿，连夜送到济南亲自提审。

　　安德海有恃无恐，口出大言：“奉皇太后命，谁敢犯者，徒自寻死耳。”众人都害怕，只有丁宝桢镇静自如，随即提审随从太监，查获龙衣一领，翡翠朝珠一挂，于是以“宦官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定罪，并奏请将安德海处斩。

　　奏章送到京城，慈禧甚是惊慌，连问左右大臣，众臣都说：“先祖铸有铁书谕十三衙门，立于神武门外，不准太监出京，违者正法。”八月初六，慈禧的“上谕”到达济南，想保住安德海，而丁宝桢一面出府接旨，一面将安德海斩首，从此闻名天下。

　　丁宝桢热心“洋务”，致力于“求富”“自强”，认为：“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治之外，首先精求戒备，所谓弃我之短，夺彼之长也。”

　　光绪元年（1875），在山东泺口创设机器局，“令其自办机器制造，俾各勇营枪炮，旧者可以整之使新，新者可以不必远购外洋，而得用亦与外洋相等，庶可为国家省无穷之费”。

　　一年后，枪炮制成，是为山东洋务之始。当时遇到日本挑衅，想侵犯中国海疆，丁宝桢密陈海防计划，在山东烟台、威海、登州等处 构筑炮台，以固海防。

　　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后，又继续提倡“洋务”，创办四川机器局。他在成都下莲池街创办机器局后，官绅竞相弹劾丁宝桢，而朝廷昏庸，不察实情，于光绪五年（1879）二月，以“费用较巨，制造未能精良”为由，命令其停办。

　　丁宝桢据理抗辩，几经周折，终于在当年十月重新开办制造局，并扩大生产规模，制造出前后膛枪、药弹、铅弹、火药、炮及小型机器，四川近代工业自此发端。

　　中法战争爆发后，丁宝桢用自制的军械装备了五营军旅，交鲍超统带。鲍超率兵奔赴云南边疆要害地方驻扎，为岑毓英抗法后继之师。

　　中法战事吃紧，抗法将领给丁宝桢写信，望其“能赐接济”。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四川所制造的枪炮弹药得以大用，发挥了抗御外侮的作用。

　　盐政关系国计民生，丁宝桢十分重视。他到四川后，察知川盐实行“官发盐引、私商运销”制度。

　　盐官乘机贪污受贿，奸商从中盘剥人民，弊端甚多，就呈请朝廷废除旧制，实行“官运商销”法，即在泸州设立官运总局，在盐井设立厂局分运各岸，又在各岸设立岸局分别卖给商人。这种方法实行后，贪官、奸商无利可图，非常不满，纷纷诋毁“官运盐务，利少弊多”，要求立即停止推行。

　　丁宝桢力排众议，坚持改革，成效卓著，一年后收到的税收及各项收入百余万两，增加了四川的财政收入。

　　为了解决贵州用盐问题，丁宝桢在川黔边境设立四岸，即四川叙永设“永岸”、綦江设“綦岸”、涪陵设“涪岸”、贵州仁怀设“仁岸”。川黔盐运畅通，贵州人民真切感受到好处。

　　丁宝桢在四川任职期间，看到都江堰年久失修，分水的鱼嘴及人字堤已经残缺朽坏，灌溉的河渠塞满淤泥，他痛心疾首，于是在光绪二年（1876）二月动工修整，将原先的卵石竹笼结构改为条石砌筑，又将河渠疏通。

　　丁宝桢“躬冒霜雪，沿江督率”，总共修渠70余里，砌堤1.2万余丈，修复人字堤130余丈、分水鱼嘴3处，使成都平原再度成为水旱无忧之地。

　　丁宝桢常年在外做官，但是仍关心家乡建设，只要有利于家乡的事情，全都尽力而为。

　　他在山东任巡抚时，有一次回到家乡，看到故乡民生多艰，便与贵州巡抚商议，调威宁州的钱埙担任平远州的知州，并上奏朝廷划拨山东的款项2.5万两白银支持钱埙治理平远州。

　　光绪十年（1884），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捐银1000两给家乡修整学堂，后又捐银2000两为家乡办学，并捐钱修赤水河、簸渡河及牛场至烂泥沟的大路，使得川盐畅销到贵州各地。

　　丁宝桢一生清正廉洁，在四川期间，当时四川官场上有赠送节寿礼金的规定，每逢年节、官员寿辰，各级官员都要向上级送礼，借以获得上级宠信，为此官僚们挪用公款、收受贿赂、搜刮民脂，形成恶性循环。

　　丁宝桢到任后，认为这些风气一害国家，二害群众，坚决废除了节寿规礼。丁宝桢还查验了四川各级官员的账目，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并裁撤了营私剥民、用度奢侈的“夫马局”，他的各项改革扭转了四川的贪风劣习，使四川社会经济焕发新的生机。

　　丁宝桢非常注重个人修养，并且言传身教，将自己的修身处世、为官做人之道传给后人。丁氏家风主要体现在丁宝桢与子侄们的大量书信往来中，后人将其整理成《丁文诚公家信》，形成了一套系统规范的家规家训，内容包括励志、修身、治家、爱民、报国等。在书信中，丁宝桢教育在外做官的儿子丁体常如何为官做人，成为其家风家训的鲜明特色。

　　光绪十二年（1886），丁宝桢在成都逝世，终年67岁。噩耗传出，山东人民莫不悲恸，请求将其灵柩迁葬于山东历城（今济南市）华山。朝廷下诏追封他为“太子太保”，谥文诚公，入祀贤良祠，并于山东省城、贵州省平远州和四川省城建立专祠。（资料整理自贵州日报、毕节试验区杂志社新媒体部、《人文毕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