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拉先加：为什么说活佛转世是佛教传入西藏后本土化、中国化的基本象征？

　　中新社北京10月9日电 题：为什么说活佛转世是佛教传入西藏后本土化、中国化的基本象征？

　　作者 拉先加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的一大原创性特点，也是佛教传入西藏后本土化、中国化的一个基本象征。很多人习惯强调其特殊性，殊不知这一特点背后，蕴含着佛教本身的一些普遍教义、西藏历史发展的重要轨迹、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的血肉联系。

　　藏学专家和宗教学者长期研究，已充分显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个性和共性、教义和仪轨、圣神和世俗、神秘和常识、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完整关系。归纳起来，可概括为活佛转世的宗教、历史和政治层面的共识。这种归类也促成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处理的三大原则，即活佛转世要依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政府审批进行。

　　三大原则的形成，本身体现着活佛转世制度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混乱到规范的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成为到目前为止解决活佛转世事务中的复杂因素、保护藏传佛教自身健康传承最有效的原则举措。

　　遵循宗教仪轨体现佛教核心教义理念

　　从历史角度看，活佛转世在西藏的出现，彰显对佛教的一种创新性智慧。活佛转世创造者强调的是其教义理论依据，即佛教灵魂不灭说、因果不虚说、六道轮回说、菩萨救度说等，活佛转世把这些教义巧妙利用起来，建构了活佛转世的自身逻辑，对信众产生信服力和信仰基础。按照佛教自身逻辑，活佛转世本质上体现的是作为上一世灵魂在下一世肉体上的延续，其核心是上一世灵魂和下一世灵魂的确定性和准确性。为此，藏传佛教创制了诸多宗教仪轨和传统做法，虽然名目繁多，实际上就是依照佛教教义论证下一世灵魂为上一世灵魂这一主张。

　　佛教认为，灵魂的何去何从，轮回至六道中的哪一个道，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业力”。“业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是一个生命个体今生今世甚至无数个前生前世所累积下来的所有“业”的必然结果。佛教中最神秘或实证主义标准无法考究的就是这一“业力”的实现方式，所以才需要创制宗教仪轨论证这一神秘力量运行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因为这个关键环节如此神秘且复杂，自古以来任何修道者或活佛很少有在世时对自己转世的何去何从公开发表意愿的，都充分认可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所以，第十四世达赖本人经常宣称的所谓“转世终止论”“转世性别论”以及达赖集团和美西方炒作的“达赖自主转世论”等，是在刻意否认活佛转世仪轨的合理性意义，是在破坏活佛转世制度赖以存续和发展的核心教义理论支撑和传统仪轨，将会对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产生十分消极的作用。

　　依照历史定制，促进藏传佛教健康传承

　　历史现实方面，随着活佛转世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普遍采用的传承模式，仅仅依靠佛教核心教义理论支撑和有关宗教仪轨的操作，无法有效规范活佛转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纷争，无法消除这种纷争对西藏社会历史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迫切需要出台更加完善的、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制度，于是有了活佛转世制度的历史定制。

　　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是活佛转世有关教义理论和仪轨在现实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西藏历史上，活佛转世由于其世俗性利益冲突日渐显露，但未及时形成规范的历史定制，出现过很多纠纷，有些甚至演变为灾难性历史事件，例如围绕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纷争、六世班禅转世纷争引起的廓尔喀入侵西藏事件等，对西藏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极大影响。

　　从最初的明永乐派员“审查”噶玛巴转世灵童通瓦顿丹，到清朝乾隆创立“金瓶掣签”制度并颁布《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还有活佛转世事务的各个环节，包括寻访、认定、审批、坐床等方面，逐渐总结出切实可行的固定做法，活佛转世开始形成了规范化、制度化、可行化的历史定制，有效杜绝了西藏历史上出现的高僧及家族成员敛财、操纵大活佛转世、勾结外敌扰乱西藏的事件。其中，作为大活佛的达赖和班禅转世系统，原则上都需要经过“金瓶掣签”认定其转世，成为最重要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已变成全体藏传佛教僧众和信众公认的公平公正解决这两大格鲁派活佛系统转世事宜的制度。

　　活佛转世的这种历史定制，不容任何个人和组织肆意践踏和破坏，包括十四世达赖本人也无权改变。因为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不是偶尔形成的，而是在不断纠错和规范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纷争过程中，总结经验、达成共识后形成的，是历代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和各朝代中央政权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实践检验出来的最有效解决活佛转世问题的办法，对这一历史定制的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藏传佛教自身发展历史的否定，是对藏传佛教基本制度和仪轨传承的否定，广大信众不会答应，中国政府也不会同意。

　　经过政府审批，规范宗教事务管理

　　活佛转世的出现，夹杂着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其内在原因，与其说是教派教法传承的需要，不如说是政教合一制度下维护其政治利益的需要，如噶举派黑帽系噶玛巴转世系统、格鲁派达赖和班禅转世系统等的出现，就是最为鲜活的实例。因为活佛转世这一特点，其转世事务不是单纯宗教教内的事情，而是一种国家治理范畴的重要事务。历代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过程中，根据活佛转世的世俗性特点和诸多活佛转世争端引起的社会冲突，逐渐把活佛转世事务纳入其管理范畴，相继采取各种措施或出台相应制度予以完善和规范，一方面维护了藏传佛教内部秩序并促进其健康传承，另一方面彰显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大小事务的管辖权。

　　活佛转世需经政府审批，是有民间传统和历史基础的。目前，藏传佛教有活佛转世系统1300多个，隶属于3800多座寺庙，而这些寺庙在历史上又依附于涉藏地区的村落、部落、区域。任何活佛转世时，需经过所属寺庙、村落或部落等的共同商议，最终按传统仪轨寻访、认定、坐床，其中包含世俗势力对活佛转世的话语权，成为活佛转世需相应权力机构审批的传统基础。由此类推，大活佛的转世需要相关政府的审批也成为历史定制。从最初的明永乐皇帝派员查验噶玛巴转世，到达赖、班禅转世需要报请清中央政府审批，都是几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固定做法。活佛转世经政府审批，避免了藏传佛教内部围绕活佛转世出现的各种矛盾，防止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活佛转世的影响力制造教派之间、村落之间、区域之间的社会冲突，维护了藏传佛教及其信众的切身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尊重和沿用活佛转世方面的宗教传统仪轨和历史定制，同时进一步推进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法治化，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2007年《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颁布，成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该办法进一步把政府审批这一环节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其中对办理活佛转世事务应当具备的条件、应当履行的报批手续、政府对转世活佛的审批权限等作了具体规定。

　　总之，活佛转世事务中，政府审批权的正当性、必要性和重要性是被历史和事实所证实了的，政府对活佛转世进行监督、管理、审批，不是在干涉藏传佛教教内事务和信众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是像历史证明了的那样，是在维护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规范性、权威性，维护藏传佛教自身的利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