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汉学家｜德国汉学家谢林德：《易经》如何影响西方世界？
中新社北京5月12日电 题：《易经》如何影响西方世界？
——专访德国汉学家谢林德
中新社记者 万淑艳
17世纪开始，中国经典《易经》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传入西方，此后被译成英、法、德、俄等语种在欧美发行，并受到西方哲学界、科学界等领域的广泛关注。
《易经》缘何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典范？德国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易经——新德译本》译者谢林德(Dennis Schilling)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一种思想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是思想相结合、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与启发，进而潜移默化产生新的发展，形成真正的交流。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17世纪开始，《易经》被译成英、法、德、俄等语种在欧美发行，研究方向也越来越广，涉及哲学、宗教、史学、科学、心理、占卜等领域。西方对《易经》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脉络？
谢林德：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后，对这里另外一种繁荣的书籍文化感到很兴奋。后来传教士在《易经》西传过程中做了很多转化工作，向欧洲描绘了一个蛮有魅力的中国形象，把中国文化、自然等知识介绍到欧洲。
在传教士的两部颇有影响力的作品中，有对《易经》的介绍，一本还对谦卦六爻进行了拉丁文翻译。翻译《谦》是因传教士想强调儒家文化的伦理价值，从而让别人相信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之间有很多共同点，这样他们通过适应中国文化来传播基督教的策略也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
最初耶稣会士对《易经》并不感兴趣，认为这是占卜之书，且宋明理学的太极哲学和他们的理念有差异。但之后有一些传教士，特别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对其很感兴趣，认为中国文化很早就有天主信仰，且从《易经》和其他经典可以看到这种信仰的一些“迹象”。《易经》也有未来的暗示，可推算时间的演变，与《圣经》里的预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驳斥这一迹象主义理论，其他传教士在18世纪开始翻译《易经》，以证明白晋的主张毫无根据。他们的共同成果是第一部完整的《易经》拉丁文译本，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本书隐藏在法国皇家图书馆(后改称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直到19世纪，一位德国学者偶然注意到该译本并将其印刷。19世纪末，其他译本陆续问世。
17世纪末，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发明了二进制数字系统，但他并不自信，论文一直未发表。1701年，莱布尼兹收到白晋寄来的《易经》和伏羲八卦资料后很惊讶：二进制早在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图中就有表述和使用，印证了他的看法。
19世纪后半叶，很多欧洲汉学家翻译《易经》，出现了法、英、德语等五六个译本，较有名的是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英文译本。
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20世纪初首次翻译了德文版《易经》，他认为《易经》充满无意识心理学的象征性语言。
卫礼贤向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介绍了《易经》。荣格对不同文化中的占卜做了大量研究，提出“共时性原则”，来说明占卜背后的效用原则。
卫礼贤的德文译本1950年由美国翻译家贝恩斯转译为英文并在美国出版，荣格为该译本作序，由于荣格的声誉，《易经》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自美国至欧洲掀起“易经热”。
很多西方读者把《易经》看作神秘主义学说，可以占卜，启发内心深处的想法，预示未来。《易经》影响了美国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一大批人。
在荣格作序后，西方出现了很多《易经》译著以及解释的书，比如怎样用易经进行占卜。
卫礼贤把乾卦翻译为“The Creative(创造性)”。很多西方人喜欢《易经》正是因为可以激发其创造力。
西方和东方研究《易经》的相同之处是，人们研究如何应用易经，以期从中得到启发。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文学、历史、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但西方对《易经》学术方面的研究仍需加强。
中新社记者：《易经》给西方带来了哪些影响？
谢林德：《易经》在西方最初不被视为哲学著作，后来才被认为是有智慧的一本书。
《易经》对西方最大的影响，是西方对占卜给予可接受的态度。基督教曾完全排斥占卜，但后来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占卜有其合理性，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力。
一种思想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是思想相结合、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与启发，进而潜移默化产生新的发展，形成真正的交流。《易经》在美国新时代运动中可以被广泛接受，是因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西方也有类似的观念，是一种融合。
《易经》影响了西方文学界。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中有许多与中国哲学相关的段落，比如引用了《易经·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书中的年轻主角在寻求存在的意义中遇到叫做“大兄”的人，帮他用《易》占问，并指教他其中道的哲学。
《易经》还影响了西方艺术界。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从《易经》六十四卦中吸取养分，对偶然音乐、无声音乐进行探索，最有名的作品是《4'33"》，全曲没有任何一个音符。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书中阐释：“东方神秘主义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和尽美尽善的哲学框架，它能容纳物理学领域最先进的理论。”
中新社记者：你的《易经——新德译本》与卫礼贤版本有何不同？如何翻译更容易让西方读者理解？
谢林德：2007年，有出版社请我重新翻译德文版《易经》。翻译用了约3年时间，2009年底出版。这是一个注释本，前250页是译文，后400页是注释。
我重视思想的脉络(context)，即一种思想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我在翻译中试图解释《易经》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还对其“经”“传”两部分区分来谈，两部分都有自己的作用，背景也不同。
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易经》卦爻辞的文本来源。《易经》包含许多与神话故事相关的内容，以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为中心，也有与夏代神话人物相关的故事，于是我在书中作了很多注释，这和以前的译本有所不同。
《易经》卦爻辞很难理解，很多句子没有主语，译者要对文本意涵、历史背景、语境有很深的理解，才能做好翻译。我参考了很多文献，如西周文献、金文文献、《诗经》等，并从文学角度阐释，和《诗经》《尚书》中的句子作比较。
我还想写一本说明《易经》的书，这个工作甚至比翻译更重要，有助于西方更好地理解其内容。
中新社记者：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地区冲突加剧。人类文明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易经》能给当今世界带来哪些启示？
谢林德：世界需要持续沟通，要考虑到彼此间的不同想法，方有助于加深理解。当前世界仍缺乏这样的沟通。
从《易经》卦象体系来看，一个局势不能永久持续，且一个局势的现况不止于我们所能看到的，背后更有其他情况。《易经》乾卦九五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说明一个发展的成就、一个强势的力量，但上九爻辞是“亢龙有悔”，说明这个势与力过时就会衰落。
《易经》里的卦象有刚有柔、有阴有阳，在占卜时得到一种卦象，里面可能包含好几个看不到的卦象，这些卦象可能是对立的，且卦象会演变，提醒人们自省。由此得来的启示是，我们需要站在他方视角看待问题，从而加深理解和包容。
回顾《易经》的文化交流，可对现在的文明交流给予启发：
文化交流是一个复杂的、互易的过程。与其他文化、思维或生活方式打交道，往往是与自己社会当时的一些问题共同讨论，与其原来背景大不相同。比如二战后，《易经》被誉为人与宇宙沟通的智能系统，与当时在美欧某些社会圈子里传播的宗教渴望和精神重新发现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从二战后西方接受《易经》的方式可看到，它成为一本个人占卜的书。其实它的“个人化”早在中国历史上已形成。2700多年前，《易经》占卜的知识掌握在周王室的占卜者手中。自王弼和程颐哲学之后，《易经》变成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咨询的一本书。朱熹《周易本义》对易占仪式进行说明，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进行。
《易经》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它可以给你朋友般的建议，带来启发和价值。(完)
受访者简介：
谢林德(Dennis Schilling)，德国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1985年至1987年在武汉大学修习中国哲学系课程。2004年获得慕尼黑大学汉学博士学位。精通德文(母语)、中文、英文，娴熟使用拉丁文、日文、法文、俄文，具备梵文、满州文语言知识。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比较哲学、汉学。著有《易经——新德译本》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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