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张西平：如何在文明比较中揭示中华文明的现代意义？

　　中新社北京3月24日电 题：如何在文明比较中揭示中华文明的现代意义？

　　作者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首提全球文明倡议，他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东西方文明的价值十分重要。

　　长期以来，无论中国史研究还是欧洲史研究，都以国别为单元展开。实际上各个文明乃至国家的发展，除内因外，与外部文明的交流互动也是其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

　　梁启超曾说，研究中国历史可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及“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曾指出，世界史研究应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当下学术界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研究、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都说明，我们需要对中西文化关系重新界定，需要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重新探究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

　　从长时段全球史重新理解东西文化关系

　　为什么欧洲在19世纪领先于其他地区？西方兴起的原因何在？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这要归于希腊文明或基督教信仰，而欧洲以外的国家不具有这样的文化基因，例如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因此只有接受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落后地区和国家才有希望。

　　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非也。希腊是西方文化之根，这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常说的话。但实际上，希腊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埃及文化、亚述文化等东方文化的影响。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是波斯人，只不过后来定居在希腊。他认为，希腊的纪念仪式、习俗都是从埃及搬来的。希腊人是从埃及那里学会了占卜术，并将他“在埃及学到的许多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希腊……希腊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来自埃及”。为何希腊和埃及关系如此紧密？因为希腊曾是埃及的殖民地。这有着充足历史学根据，在希腊悲剧中仍可找到大量近东的古代语言残存，如埃及语、古叙利亚语等。

　　尽管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提出了“轴心时代”，但人类古代文明源头中没有希腊，而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近东的亚述、苏美尔文化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辉煌的文明。希腊正是从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学习到了文字、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英国当代思想史学家J.J.克拉克在其著作《东方启蒙》中指出，巴比伦与亚述文明是西方的祖先，东方是西方文化之根。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最早是将由阿拉伯文翻译的希腊文献重新回译成意大利文，从中发挥出新的思想。因此文艺复兴是以欧洲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交流为起点。这说明在历史上巴格达曾处在全球经济的中心，接受了亚洲新思想并重新改造，然后传播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地区，由此传向欧洲。

　　四大发明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四大发明经过阿拉伯世界这个中介环节传入欧洲，进而对欧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直接促进了欧洲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变革。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欧洲启蒙运动对中华文化的吸收则揭示了儒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来华耶稣会士将中国经典陆续译成欧洲语言并出版后，启发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在欧洲逐步形成了18世纪的“中国热”。“汉风”(Chinoiserie)这个词汇的出现，反映了法国当时对中国的热情。

　　有些学者把欧洲文化称为“自我成圣”的历史，似乎外来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不足为道，欧洲能在文化交流中发展，根本在于它有极强的自我调整与发展能力。这样的看法，从长时段世界史来看是站不住脚的。

　　文明互鉴观是理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理论基础

　　文化交流中，任何一种文化对异文化的接受都有重新理解和解释的问题，都有变异、适应的问题。重新解释后的异族文化已经过解释者的加工，解释者依据自身文化结构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这种过滤、解释后的异族文化与原本的异族文化已有较大不同，这种“误读”“变异”，是有其自足性的。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说，偏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

　　伏尔泰对孔子的解释正是在其“偏见”支配下进行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法国高举启蒙旗帜，反对宗教迫害，反对非理性的宗教狂热，此时由耶稣会介绍到欧洲的儒学正是一种宗教宽容的“儒教”，是一种视道德理性高于非理性崇拜的学说，自然引起伏尔泰的关注。这样，孔子成了伏尔泰眼中的孔子，中国宗教成了伏尔泰阐说后的中国宗教。

　　伏尔泰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开明君主制，与古希腊的民主制、罗马君主制完全不同。在西方找不到思想武器，而当时法国贵族制、僧侣阶层严重阻碍社会发展。这时来华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政治体制——皇帝专权和考试文官制度有机结合，使这个庞大国家运转良好、社会富足——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东方榜样。孔子成为启蒙思想家的理想，中国政治制度成为他们的榜样。

　　任何成熟文化的发展变革都是由自身内在变革的需求推动，也都是在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中获得知识、思想。启蒙思想家借用了部分儒家思想，但其所有达到的目的，确是根据欧洲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决定。

　　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过程中为欧美国家吸收利用以求本身文化之发展，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这也说明了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会产生各类不同的变异，这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基本规律。

　　从文明比较中重新理解中华文化的现代意义

　　19世纪成为西方主导的世纪，而中国在列强的枪炮中倒下，从此开始百年“以西为师”的时代。在苦难中融入世界的中国洗礼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包容与学习使中国文化完成了新陈代谢。

　　当下，中国开始以平等姿态拥抱世界。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如何处理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人们精神世界的位置，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需要在长时段历史中理解自身文化，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中国文化。即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在世界研究中国”。

　　欧洲启蒙时代，如何让思想回到世间，让历史走出神学，让理性主导生活，是启蒙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中，中华文明是最早完成从宗教性制度文化转为世俗性制度文化的民族。中华智慧具有一整套关于在世俗化生活中保持道德和理想，使人成为具有“道德的人”的理论和方法。在当下现代化生活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彰显了其现代性意义。

　　殷周之变后，周文王改变了商朝的凡事必占、以巫为先的做法，确立了“先人而后鬼”“敬德保民”的文化。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从对苍天的敬仰与社会的无序转变为对人生的关注和以嫡庶制为核心的“道德之团体”，到孔子时则从理论上完成这一重大转变。

　　中国思想到孔子时已基本完成了从神到人的转变，孔子理论的重点是人世间。他并未完全放弃“天”，“天”和“神”在孔子思想中仍有其地位，是最终依托，是可望不可即的精神支撑。他所追求的重点是从“人道”中寻“天道”。因此儒家既不是无神论也不是有神论，可称为“远神论”。

　　儒家文化的这个特点，同时造就了中国文化的两个根本特征：

　　宗教的宽容。以敬天法祖为宗旨的儒家文化，完全没有一神论的宗教特性，造就了“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与宗教的宽容精神。中国成为在世界文明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的国家，同时，对所有外来宗教都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宽容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文化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入都给予接纳，并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中推动中华文化发展。这启示当今世界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民众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的多元。以儒家为核心所形成的中国文化大传统，成为社会之主流，但正如马西沙、韩秉方在《中国民间宗教史》所说，“中华文化不只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还有充满生机、活力的炽烈、动跃的一面。”这就是民间宗教构成的小传统。大传统与小传统有机统一，儒家正统与民间宗教互动，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生动的一面。同时，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是中华文化多元性的最重要特征。长城内外是故乡，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使中华文化灿烂多彩，从而形成与单一民族文化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特点。长期以来西方以欧洲近代化的经验来解释中国，无法理解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这是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无知的表现。

　　以平等、包容的态度学习一切文明、文化的基础是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回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健康文化心态，是研究和处理东西文化关系的基点。(完)

　　作者简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主编，原国际儒联副会长，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目前正在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核心期刊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