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上京考古：实证宋元时期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融互鉴

　　中新网内蒙古巴林左旗10月8日电 (记者 孙自法)这里是中国古代契丹辽王朝营建最早、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这里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物质遗存；这里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

　　这里就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辽上京遗址，通过持续十多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与系统研究，发现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布局新模式的“辽上京规制”，实证宋元时期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在辽上京交融互鉴，影响深远。

　　城市考古的“黄埔”研修班

　　基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取得的丰硕考古成果，辽上京遗址被遴选为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承办地。这个有城市考古“黄埔军校”之誉的研修班自2017年连续举办至今，10年来已培训130余名学员，为中国考古学界输送大批骨干力量，成为全国城市考古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辽上京考古队近日在巴林左旗驻地举办城市考古高级研修班“黄埔”10期结业典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首席专家)董新林研究员在会上对学员给予鼓励，提出期望，并组织学员、队员座谈交流。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第三任队长、辽上京考古队首任队长，董新林于1998年开始第一次在巴林左旗进行辽代遗存考古调查。他说，经过十几年的考古工作，目前基本对辽上京的布局沿革、营造规划、都城规划制度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新的认知，为中国古代都城和契丹辽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董新林强调，城市考古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承载着厘清城市发展脉络、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城市考古工作面对的遗存对象十分复杂，理念、方法和技术上均有较强特殊性。

　　依托辽上京考古发掘工地，迄今已连续开展十届城市考古高级研修班，这在国内独此一家，通过培养新一代城市考古青年骨干人才，为中国城市考古梯队建设提供支撑。他希望通过城市考古工作，让每座古城都成为中华文明灿烂长河中的点点繁星。

　　在城市考古研修班“黄埔”10期班主任、辽上京考古队队长汪盈副研究员看来，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连续深耕十载，辽上京考古队能够长期承担城市考古研修班的教学任务，核心在于团队集聚考古、古建筑、文物保护、遗产规划、科技考古等多学科专业力量，全体成员躬身践行城市考古的理念、方法与技术，并完整贯穿于考古全流程，形成全链条考古工作范式。

　　她说，研修班落实辽上京遗址在中国古代都城史、汉唐宋元考古谱系中学术定位的长期研判，以及考古人员、技师的遴选组建与因材施教，考古队员、培训学员“相信但不迷信权威”的探讨争鸣求真态度等。

　　在此基础上经过多届实践打磨，研修班不断完善课程设计，逐步构建起以田野发掘实践、室内资料整理为主，专家授课、学术研讨、遗址考察为辅的课程体系，并持续细化教学内容。

　　其中，田野实践环节，学员全程参与辽上京年度发掘工作，独立承担发掘单位的全部工作，同步参与考古队对发掘规划研讨、遗址整体格局的研判，实现考古研究与人才培养双向融合。

　　辽上京考古的“金字招牌”

　　唐朝之后，契丹辽帝国(公元907年-1125年)雄踞中国北方，融合燕山南北农耕与游牧的多元文化，与中原的五代、北宋长期共存。

　　董新林指出，结合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与历史文献，中国北方的辽上京城和中原的北宋东京城各成系统。其中，辽上京城最具代表性的规划设计是“日”字形平面布局。

　　辽上京“日”字形平面布局和皇城、宫城“回”字形环套式规划的混搭模式，是秦汉以来都城规划理念和营建模式的创举。契丹统治者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因俗而治”和汉族传统农业文明的“皇权至上”思想有机结合，完美体现在辽上京城的规划和营建上。

　　“辽上京规制”这种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城市规划制度，堪称中国北方草原游牧、中原农耕两种文化传统在都城规划设计方面相融合的杰作。

　　董新林表示，辽上京考古的“金字招牌”，还体现在辽上京考古队如同文明侦探一般，依靠严谨的田野手段，对遗址的蛛丝马迹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研究，逐步复原辽代都城图景，十多年来已收获一系列重要成果。

　　在时代沿革方面，确认城内辽、金两代多期遗存的叠压情况，特别是金代辽上京皇城内建筑的整体布局、朝向都有大规模变化，由此进一步确认辽上京考古队的核心目标，是厘清深埋地下且被金代遗迹破坏严重的辽代始建都城的形制布局。

　　在都城布局和功能分区方面，首次确认辽代宫城的准确四至范围，明晰皇城环套宫城的都城格局；一系列城门、街道和宫殿的发掘，证实辽上京皇城、宫城存在东向轴线，改写了对辽代都城规划的传统认知。

　　对皇城西南部高地的西山坡遗址进行全面发掘，确认是一处大型佛寺遗址，采用塔、殿并列的独特布局，也是迄今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辽金时期大型寺院遗址。

　　对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基址进行全面系统发掘，首次确认皇城内辽代始建的大型建筑基址，获“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评价“彰显中国城市考古先进技术与理念，堪称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发掘的典范”。

　　以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为基础，2012年，辽上京城和辽祖陵遗址被列入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1年，辽上京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辽上京遗址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辽上京皇城南部建筑基址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董新林说，在国际交流与影响层面，依托辽上京重大考古发现，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五年举办一届，已发展成为东亚中世纪考古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平台。

　　同时，辽上京考古持续推动草原丝路、东亚古代都城比较研究，增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传播力与学术话语权。

　　持续拼合辽上京的“拼图”

　　汪盈介绍，辽上京遗址是1961年列入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表未被现代城镇大面积叠压，是目前少有的保存基本完好的中国古代大型都城遗址之一，其地下辽金遗存保存条件良好，为开展长时段、系统性都城考古提供得天独厚条件。

　　同时，辽上京遗址遗存类型丰富，在汉唐宋元考古、城市考古、建筑考古的基础框架之上，与边疆民族考古、佛教考古、陵墓考古、手工业考古深度交叉。

　　她透露，辽上京考古队未来要推进城市考古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坚持精细化发掘与关键性解剖相结合，逐步厘清辽上京皇城、汉城的功能布局和时代沿革，逐步拼合完成辽上京都城“拼图”。

　　考古队计划开展系列专项研究，包括大型建筑遗迹形制布局、建筑工艺与尺度研究；出土建筑材料类型、分期与工艺研究；出土陶瓷器类型、分期与工艺研究；出土宗教遗物综合整理研究；辽上京动植物遗存与古环境综合研究。

　　辽上京考古还将系统梳理周边区域考古遗存，在更大时空框架下阐释辽上京的学术价值；坚持地层学与类型学结合、遗物研究与遗址本体研究结合、不同门类遗存交叉互证，形成对辽上京遗址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

　　在利用人工智能(AI)等现代科技赋能考古方面，辽上京考古队将积极探索遥感、探地雷达等无损探测技术；探索人工智能在考古测绘、遗迹矢量化、出土器物图像识别、资料数字化归档方面的应用；利用古基因组(DNA)、环境考古、科技测年等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复原古代人群、动植物与生业环境。

　　汪盈表示，辽上京考古队将不断夯实和提升田野考古发掘水平，以扎实的考古成果推动辽上京都城制度、多学科综合研究走向深入，拓展和丰富中国都城考古技术路径与知识体系，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东亚中世纪都城考古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