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刘景瑜：从郑和到哥伦布，中西海洋观因何不同？

　　(东西问)刘景瑜：从郑和到哥伦布，中西海洋观因何不同？

　　中新社长春4月29日电 题：从郑和到哥伦布，中西海洋观因何不同？

　　——专访北华大学副教授刘景瑜

　　中新社记者 郭佳

　　在15世纪，世界范围内涌现出一批航海家，引领人类走向海洋，东方的郑和与西方的哥伦布堪称杰出代表。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如今，各国因争相开发、利用海洋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增加，海洋治理问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近日，北华大学副教授刘景瑜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郑和下西洋”讲起，畅谈中西方海洋观。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郑和下西洋是欧洲地理大发现航行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郑和的航海为什么能够早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

　　刘景瑜：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明朝永乐、宣德年间(1405年—1433年)，是古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航，为中国的航海事业勾勒出了一幅恢弘画卷，史载船队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先后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到达了非洲最南端好望角，出生在1451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开辟了美洲新航路，1519年—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波澜壮阔的大航海运动，比中国郑和下西洋迟了一个世纪左右，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航海活动目的不同。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远洋航行，一方面为了建立和完善覆盖面更为广阔的朝贡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在和平与交流的前提下维系与沿途国家的贸易、进一步了解世界，对内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西方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所组织的海外航行，更多是为了推动欧洲殖民扩张，寻找黄金与传布基督教。

　　其二，航海的经济条件不同。中国古代造船业与海洋文化的发展，受明朝朝廷支持，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必备经济条件。西方的海外殖民探险与新航路的开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宗教传布的需要而进行的，这也是中国的大规模远洋航行早于西方的原因所在。

　　其三，航海技术的发展不同。郑和下西洋将静态定位和动态导航相结合。哥伦布沿用了郑和的航海技术。此外，在郑和的认知中，世界就是“天圆地方”，思想观念中航海相对容易，且来自周边国家的阻力较小。西方航海家大都认为大地是球形的，充满挑战和未知，且欧洲小国林立，很难组织大规模的远洋探险与航行。

　　不过，郑和七下西洋虽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海上力量，但是迟至鸦片战争时，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已经落后。新中国成立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海洋意识才全面觉醒。

　　中新社记者：中国海岸线漫长，古人对海洋有何开发利用？同样面对大海，为何中国与西方对海洋的态度迥然不同？

　　刘景瑜：2013年在浙江省发掘的井头山遗址是长三角地区首个贝丘遗址，距今8300年—7800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年左右。这说明中国古代居民很早就已开发和利用海洋。

　　《汉书·地理志》中勾勒出了秦汉时期的南海航线，远行至包括马六甲海峡、南亚与印度等地区；隋唐时期，中国人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跃上新高度，明州(今宁波)、泉州、番禺(今广州辖区)都是船舶进出的港口；宋朝鼓励海上贸易，宋高宗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这一时期海洋活动空前频繁，海洋知识空前丰富。

　　综合来看，明朝之前的中国王朝采取了积极的海洋政策，政府与民间商人纷纷利用海洋，才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

　　西方海洋观的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代前的西方国家很多土地不适宜大规模农耕，属于短缺型经济，所以他们更依赖海洋贸易。在此背景下演进的海洋观，包含着贸易与对他者的征服，最终促使西方大规模海外殖民。

　　古代中国农耕文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农耕给人们带来了充足的食物，这让中国人更关注休养生息，关注内政。这是中国未形成像西方那样冒险的、扩张的海洋观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您刚才提到“新中国成立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海洋意识才全面觉醒”，这一时期的中西方海洋观有哪些异同？

　　刘景瑜：对财富的渴望既是人类地理大发现、开启最早全球化的先声，同时也确立了优势方为海洋规则制定者的规则。由是海洋权益的排他性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的海洋观。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了新的海洋秩序，明确了沿海国家的海洋权益和责任，但因其注重利用开发轻视保护，导致海洋的可持续性受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都开始探索新的海洋秩序，包括对海洋的维护和治理、海洋生态的修复、海洋政治体系的构建，但是这种海洋观的前提仍是以西方为主导的。

　　中国是典型的陆海相结合的国家，陆地和海洋面积都十分辽阔。新时代中国确立的海洋观就是要积极融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之中，同西方海洋国家共同推动海洋秩序的构建，共同治理海洋环境和开发海洋资源。

　　在以西方为主导的海洋规则与秩序体系下，我们一方面要努力与西方海洋国家全方位合作开发海洋，另一方面也要承担起作为新时代海洋大国的责任，基于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维护海洋文明的健康良性发展，增进国际共识，推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海洋开发利用上的话语权，维护海洋的和平。

　　中新社记者：当代中国非常注重发展蓝色伙伴关系。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海洋观的突出特点是什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刘景瑜：当前，中国正在以更加主动更加开放的态度融入全球海洋开发与利用中。最明显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它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时代中国海洋观的建设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利于构建同欧亚国家的利益共同体，提升开发开放的空间，同时也推动全球视域下共同开发利用海洋，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中国所倡导的海洋观的主旨是以和平合作共同开发为主，但同时又要构建维护海洋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同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道路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借鉴历史经验，即国家的强盛发展都离不开海洋。

　　综合来看，新时代中国海洋观的突出特点有以下几点：

　　其一，以和平发展与共同开发作为主旨，反对单方面的海洋霸权；其二，致力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推动海洋文化相互交融；其三，维护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新时代中国海洋观是进一步构建世界范围内海洋开发范式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可在世界范围内海洋的全球治理、合作开发、争端解决等方面，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方案”。(完)

　　受访者简介：

　　刘景瑜，北华大学东亚中心副教授、世界史学科负责人、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曾在北京大学、日本樱美林大学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政治、军事史研究，对全球海洋史亦有较多关注，近年发表《“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海洋史研究》等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