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丝路”到泰戈尔，中印文明对话如何启示当下？

　　中新社记者 曾玥 马帅莎

　　中国和印度互为邻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跨越崇山峻岭，古老的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印两国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100多年前，印度诗人、文学家泰戈尔访华，书写了两国文化交往史上一段脍炙人口的友谊佳话。

　　从古丝绸之路到泰戈尔访华，中印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对当下两国交流交往有何启示？对中国与南亚乃至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合作又具有哪些借鉴意义？近日，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院长、南亚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作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纵观古今，中印文化交流主要经历了哪些阶段？

　　姜景奎：中印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追溯其历史进程，两大文明相互接触、碰撞，进而吸收、影响，直至交流融合，大致可分为6个时期。

　　公元一世纪之前是滥觞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中国的蜀布(丝绸)、邛竹杖等物品传到印度，印度的琉璃、棉花等物产传入中国。随之流转，两国物质文化交流逐渐展开。

　　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六世纪为发展期。在中印2000余年的文化交流中，佛教东传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传播佛教文化，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僧人朱士行、法显等为中印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

　　隋唐时期，两国文化交流迎来黄金期。唐太宗多次派遣使节前往印度，印度也有使节及僧人来华。玄奘历尽艰险赴印度取经并带回长安，对汉传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两国文化交流成果丰富，实现了质的飞跃。

　　宋元明时期，中印交流进入转型期，侧重点从精神文化交流转向物质文化交流。清朝时期，中印各自专注内部事务，文化交流处于相对低谷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印交流进入新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纳入中印联合声明，与印度共同倡导将五项原则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不仅适用于中印两国的关系，也为国际关系树立了历史标杆。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古丝绸之路在中印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姜景奎：道路交通是古代文明交流的前提和基础。古人经过长期探索，跨越喜马拉雅山，在中国和印度之间走出了多条通道。

　　其一，西域道，即陆上丝绸之路，也是古代中国与印度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其二，滇缅道，即从中国四川、云南经缅甸到达印度的通道。这条通道古已存在。《史记》记载，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在中亚阿姆河流域见到四川出产的“邛竹杖、蜀布”，得知这些物产是从大夏(现阿富汗地区)东南边的印度进口。回到中国后，汉武帝“乃复事西南夷”，印证了这条路的存在。

　　其三，西藏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南线，从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南延，往南通往西藏阿里地区，最后到达里普列克山口，途经中国西藏和印度北部之间的山峰，受气候影响一年中断续开合，因此少有人提及。此外，喜马拉雅山脉有多处南北山口，也是西藏道的组成部分，这些山口一年中均有断续时节。

　　其四，南海道，即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这条通道在西汉时已经确立，起点在日南(今越南境内)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终点在黄支(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或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这些通道，都是古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在中印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新社记者：百年前，泰戈尔首次访问中国，成为后世流传的佳话。您如何看待泰戈尔访华及其影响？

　　姜景奎：在欧洲游历时，泰戈尔意识到当时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并不平等。他认为文明应是多元共存的，东西方文明虽有分歧，但应共同发展。

　　他欣赏并热爱中国文化，抱着中、印等东方文明能团结起来、与西方文明平等站在一起的美好愿景，于1924年和1929年3次访华。其间与梁启超、蔡元培、徐志摩、胡适、辜鸿铭、梅兰芳等中国知识分子交流思想、建立友谊。访华归国后，泰戈尔出版了在华演讲集。

　　泰戈尔访华，在多层面影响了两国关系。自宋代以来，中印文化交流渐少，泰戈尔的访问，可以说重启了现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引擎，促使两国文化交流走上新台阶。

　　两大东方文明“重逢”，泰戈尔起到关键作用。在两国学者和政要的支持下，印中学会、中印学会相继成立。此外，泰戈尔在印度国际大学创办的中国学院，是印度第一个中国语言、文学、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中心。

　　由此，印度涌现出师觉月等汉学家，中国也出现了季羡林、金克木、徐梵澄等研究印度的学者，两国学界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与日俱增，中印文化交流更上一层楼。

　　中新社记者：泰戈尔的思想智慧对当下中印两国妥善管控分歧、增进了解合作有哪些启示？

　　姜景奎：泰戈尔曾提出：“分歧永远不会消除，没有这些分歧，生活会变得更加乏味。人类应该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基础上团结在一起。我们不求毫无生气的一致，但求活生生的团结。”

　　因此，尽管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不一样，但泰戈尔仍然深信二者有共通之处，并抱着这种期待和憧憬来到中国。

　　现代社会亦是如此。分歧是永远存在的，这意味着和而不同可以超越分歧，“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促进世界多元文明相融相通、共同繁荣。

　　后人对泰戈尔访华的回顾和思想的继承，也体现了中印两大文明之间的共性。

　　中印两大文明，交流互鉴绵延至今。二者都有一个相似的概念，即中华文明主张的“天下大同”和印度文明里的“世界一家”是相通的，概念的本质都是共赢。西方文明讲究输赢，东方文明则追求共赢，可以没有输家。

　　今天，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天下大同”主张一脉相承，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方面，体现为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与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当前中印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交流还不充分，彼此理解还不够深，需要抱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心态，正确处理分歧和差异，并且认识到，观念可能不同，但并不影响平等地并肩向前走。

　　中新社记者：中印源远流长的文明交流史对于中国与南亚乃至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增进理解、对话合作有何镜鉴？

　　姜景奎：中国与南亚山水相依，中国和印度互为邻国，这是大自然赋予的存在，与生俱来且不可分割。

　　从古丝绸之路开辟的往来通道，到近代以来泰戈尔等人建立起精神交往、文化交流通道，再到电话、卫星、网络等现代通信方式，无论通道如何变革，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南亚国家的纽带始终相连。

　　中国和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通过古丝绸之路延续至今。如何用今天的步伐去丈量古丝绸之路，是历史留给今人思考的问题。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将不同国家、文化和人民连接在一起，并不是单向线性的，而应是有来有往、多向立体的通道。

　　中华文明多元开放、兼收并蓄。向世界讲好中国理念和中国故事，应以一种全球视野、中国视域和对方视角的态度，即在充分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采取话语策略，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的文明语境，用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交流、对话和阐释。讲故事很重要，讲什么故事和如何讲好故事也同样重要。

　　受访者简介：

　　姜景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和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院长、南亚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高校外指委副主任委员、非通用语分指委主任委员，印度国家文学院阿南德·古马尔斯瓦米院士，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南亚语种学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跨文化交流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云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区域国别学》《南亚学》等期刊主编，《南亚研究》《南亚研究季刊》《南亚东南亚研究》《亚非研究》《东方语言文化论丛》《南亚地区发展报告》及国际书刊Samagam(印度)、Pustak Bharati(加拿大)、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韩国)等编委。

　　主要从事印度文学文化、印度宗教、南亚区域国别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发表专著六部、译著四部、辞书一部、教材一套(6册)、论文100余篇及编著数十部/套，曾获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奖、国际印地语奖(印地语言文学贡献奖)、乔治·格里森奖(国际印地语最高成就奖)和卡米耶·布尔克奖(印地语海外学者奖)等。